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的召開再次讓“生物多樣性保護”成為熱點話題。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為避免生物多樣性的持續喪失和合理保護現有生物多樣性，生態學家們的首要任務是描繪生物多樣性的宏觀分布格局，探究其環境驅動機制。在空間上，生物多樣性可劃分為α、β和γ多樣性。以物種多樣性為例，α多樣性側重描述群落或生境內部的物種數量，γ多樣性描述了區域或大陸尺度的物種總量，而β多樣性則刻畫了不同群落或生境間物種組成的差異，其對理解區域間生物多樣性的差異性驅動機制及其演變過程具有重要作用。 

 西班牙生態學家Andrés Baselga于2010年提出可將β多樣性分解為物種周轉（turnover）和嵌套（nestedness）兩個相對獨立的組分之和。該分解框架的提出為學界深入理解β多樣性的內在生態學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而在群落生態學、生物地理學、保護生物學等學科領域備受關注。有研究推測，當一個地區的歷史氣候波動較小，則會使物種的分布趨于集中并增加特有性現象發生的概率，從而更多地影響β多樣性的周轉組分；反之，當歷史氣候波動較大時，則可篩選出具有高擴散能力且分布范圍較廣的物種，從而影響β多樣性的嵌套組分。然而，暫不清楚現代氣候和歷史氣候變化在解釋物種β多樣性的周轉和嵌套組分時的相對重要性。 

 針對上述問題，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廖梓延博士在潘開文研究員和張林副研究員的指導下，聯合國內外多家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以中國常綠闊葉林關鍵科——樟科為研究對象，整理出353種樟科植物58,206個高精度分布數據，集成應用堆疊物種分布模型（S-SDMs）、集合小模型（ESMs）、空間誤差模型（SAR_err）等建模分析方法，系統地研究了中國樟科植物的β多樣性（索倫森相異性指數多站點版本）及其周轉和嵌套組分的地理分布格局，探究了歷史氣候變化和現代氣候在驅動樟科植物β多樣性及其周轉和嵌套組分中的相對重要性。 

 這項工作探明了樟科植物α和β多樣性呈現相反的緯度梯度規律；闡明了青藏高原及常綠與落葉林交界區所檢測到的樟科高β多樣性主要是由高嵌套比例所致，而這些區域的現代年均溫度較低及高度的氣候異質性是解釋這一高嵌套成因的關鍵，且其重要性超過了末次冰盛期以來的氣候異常和氣候變化速率；提出了哀牢山和烏蒙山之間的南盤江流域、九萬大山及武陵山之間的柳江流域附近是樟科物種α和β多樣性同時較高的重點保護區域。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為國內外學者了解中國樟科植物宏觀分布格局提供較全面的信息，也使學界更好地了解樟科β多樣性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從宏觀生態學角度完善補充前期從群落調查、系統發育角度對樟科做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為β多樣性在空間大尺度上的應用提供了參考依據。 

　　圖1 樟科物種豐富度、加權特有性、校正加權特有性、索倫森相異性指數及其周轉和嵌套組分的三向地帶性規律 

　　圖2 基于ESM框架模擬的中國樟科植物α和β多樣性格局 

　　注：圖（a）描繪了物種豐富度和多站點索倫森相異性指數的二元疊加圖；圖（b）推薦優先保護的區域；圖（c）表示周轉組分的空間分布；圖（d）表示嵌套組分的空間分布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廖梓延博士為論文第一作者，張林副研究員為論文通訊作者。此外，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潘開文研究員和陳有華研究員、瑞士聯邦森林、雪與景觀研究所Niklaus E. Zimmermann研究員和Michael P. Nobis研究員為論文主要合作者。該研究獲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2016YFC0502101）、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2019QZKK0303）以及國家留學基金委（CSC-202004910612）的資助。研究成果以“Current climate overrides past climate change in explaining multi-site beta diversity of Lauraceae species in China”為題，近期發表于國際期刊《Forest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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